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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第2回 Trans-Asian Humanities Seminar (人文亞洲研習班/間アジア人文学セミナー)

2017.07.20 石井剛

6月22日(周四),UTCP人文亚洲讨论班报告第二场在驹场校区101号馆举行。报告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吉辰,评议专家为综合文化研究科村田雄二郎教授。报告题目为《宇都宫太郎关系资料与甲午战后日本陆军的对清政策》。现将报告内容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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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在《马关条约》中大捞一笔的日本深恐中国再起复仇。同时,以俄国为首的“三国干涉还辽”令日本深受刺激,翌年中俄两国又缔结了假想敌为日本的同盟密约。因此,日本远东外交的当务之急是拉拢中国,离间中俄关系。

在今天看来,日本的外交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不过短短几年,中日关系迅速缓和与升温。1898-1907年间的十年,被美国学者任达称为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同时,在胶州湾、旅大强租事件后,中俄关系也急速疏离。日本不但成功避免了中俄联合制日的局面,还令中国成为共同反俄的准盟友,而其间的外交操作显得举重若轻。可以说,这是日本“软权力”的一次完美体现——所谓软权力,即“通过迂回或笼络的手段使他人产生与你同样的愿望”。

实施这种外交的,不只是外务省,还扩大到其余外政部门(领事)、军方(特别是参谋本部)和民间(东亚同文会为代表)。这种多元性也是当时日本外交的一大特点。其中,军人的动作往往先人一步。1899年来华游历的内藤湖南在游记《燕山楚水》中写道:

像陆军省,派驻清国的武官,往往选人得当,像井户川氏,不过一个陆军大尉,在重庆就能说服四川总督奎俊,使提督丁鸿臣有观光日本之举。如果北京公使馆也有这样的人材,以封疆大吏中的佼佼者著称的陕甘总督陶模近日要来北京奉上谕,可以以此为机,说服他派遣陕甘地方的军官来日本访问。甘肃、新疆有了五千至一万的新式训练兵,那个虎视眈眈的国家就有了后顾之忧。

著名的“日本通”戴季陶也在《日本论》中如此评价:

参谋本部的武官,布遍了各处重要都会。各方面的领袖人物,都和他的驻在武官发生关系。而那些驻在武官也乐于和领袖们发生关系的。无论在怎样困难的地方,他们可以有通信的自由。无论什么地方的变动,他们总得着最快的情报。在中国地方,政治军事最确实而最迅速的,恐怕要算日本的参谋本部了。
从前日本参谋部在中国各地驻在的武官,是非常活动的。民国五年以后,在南京各地的武官更加活动。而外务省所辖的领事官,除了管理侨民之外,对于本地方的政治上,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也不大和军政界的人们来往,所以取得情报的能力,陆海军人较之领事官为大。

如他们两人所言,日本的军人,尤其是参谋本部派驻中国的军官,在对华外交中相当活跃。在甲午战后,正是这样一批人成为了改变中日关系的先锋。其背后的战略制定者,是参谋次长(后升总长)川上操六。遗憾的是,现在难以找到具体描述这一战略的一手史料。不过,在德富苏峰所著川上传记中,对此有一段非常凝练的叙述:

明治二十八年,下关条约缔结之后,大将之慧眼早已看破东亚问题之将来,期以先提携清国以完善对俄作战之准备。而第一着手之处,乃派遣大将之如股肱心腹之俊秀参谋,与如手足耳目之精英武官于南北支那之要地,结要路者之欢心,实践日清提携之策。

这段话概括了参谋本部对华外交的行动模式:派遣中下级军官来华,游说督抚亲日。其后列举了几名参与者:神尾光臣(时为陆军大佐)、青木宣纯(陆军少佐)、宇都宫太郎(陆军大尉)、井户川辰三(陆军大尉)。对历史研究者来说极为幸运的是,其中的宇都宫身后留下了数量庞大的资料。

宇都宫太郎(1861-1922),佐贺藩人,官至陆军大将,与桂太郎、仙波太郎并称“陆军三太郎”。其履历中,有若干值得研究者关注的内容:任参谋本部部员(1896-1901)时,正逢“黄金十年”;任驻伦敦武官(1901-1905)时,经历了英日同盟缔结和日俄战争;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1908-1914)期间,发生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与日本出兵山东;任朝鲜军司令官(1918-1920)期间,发生了朝鲜“三一运动”。他保存的上万件日记、信函、文件、照片等资料于2002年由其遗族交由宇都宫太郎关系资料研究会保管与整理,开始为学界认识与利用。其中,有大量资料与中国有关,大致可以分为六类:甲午战后宇都宫在中国东南活动的报告;甲午战争前后宇都宫撰写的关于日本远东外交构想的意见书;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期间对华情报工作的资料;日本出兵山东后所设“青岛军政署”对山东的调查资料;清末民初日本在南满、东蒙古活动的资料;中国各界人士来函。

在参谋本部的对华外交活动中,宇都宫首先参与的是“张之洞工作”。甲午战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并称清朝最有影响力的地方大员,两人管辖的长江中下游流域也是日本最关注的地区。张之洞原为最坚决的反日派。1898年,日本海军巡洋舰“筑紫”舰长大井上久麿在报告中如此写道:“尊大自重乃清人之常态,据云如张之洞更为其最甚者。彼眼中无欧美,更无论日本。故向来本邦人欲求面谒,不问官民,常藉故谢绝之。”沙市领事永泷久吉也认为,张之洞“向来尽力回避接见本邦官吏”。然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张之洞的对日态度大变,成为公认的亲日派。这完全归功于日方的游说工作。

1897年底至1898年年初,神尾光臣与宇都宫先后前往湖北,游说张之洞亲日。对此,以往研究一般仅依据中方史料,因此颇有不足。宇都宫资料中现存7份关于此次行动的报告草稿,,记录了1898年1月4日至2月11日的活动,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细节。根据这些报告,宇都宫至少3次会见张之洞本人,此外主要与张之洞幕僚钱恂、姚锡光(皆为湖北武备学堂提调)交涉。会谈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一、派遣湖北官员赴日考察,成员包括候补道谭嗣同、湖北武备学堂提调姚锡光、湖北护军统带张彪、湖北武备学堂教习吴殿英、千总黎元洪、翻译瞿世瑛(后于1898年2月成行);二、派遣湖北、湖南学生各50人赴日留学(后于1899年1月派遣20人);三、聘请两名日本翻译(后聘请陆军大尉大原武庆、陆军教授木野村政德);四、逐步以日本教官代替湖北武备学堂的德国教官(自1898年起陆续聘用);五、派遣候补道郑孝胥作为张之洞的代表赴日(未遂)。

宇都宫以一介大尉身份,与张之洞会商重大问题,其权限究竟有多大?根据张之洞的电奏,宇都宫自称奉川上操六之命,甚至称“奉其内旨”。而在宇都宫的报告中,却有相反的说法。似乎是回应上级的指责,宇都宫声称:“向来若有相信与将来关系稍为重大之事项,必先充分声明此为小官一己之私见,未能代表川上阁下等之高见,而后发言,以免因小官之言动发生事端,决不敢头脑发热,贪一时豪言壮语之快。”由此可见,他对张之洞的表态其实是夸大其辞的,其活动多有越权。不过,其成就却是显著的。

1899年5-6月,宇都宫再度来华,前往福建,会见了闽浙总督许应骙,其资料中有关于此行的5份报告。其背景可能与日本在福建的势力扩张有关:1898年4月令清政府声明福建不割让给他国,1899年4月28日在福州取得专管居留地。与游说张之洞时同样,宇都宫会见许应骙时首先大谈中日联手对抗列强的必要性,然后劝说“与日本有至紧至要关系之福建省应有相当之整备”,其具体内容包括派遣官员赴日考察、派出留日学生、聘用日本武官翻译书籍。结果,许应骙完全接受了这些要求。

事实上,宇都宫此行不只为了游说,还考察了福州的军事要地,策划了一份占领福州的行动方案。这与防卫省资料中现存的1899年撰写的《对于福建省之计划案》、《对福建攻势计划第一草案》两个计划应有关联。

作为一名军人,宇都宫对国际政治有超乎寻常的兴趣,撰写了多份意见书。从中可以窥见其对华外交思想的演变。在1892年撰写的《昔时之梦》中,他如此构想日本的远东战略:鉴于强邻俄国的威胁,日本无法进行“专守防御”,而必须进行“攻势防御”,因此需要与英、中结盟,在俄国完成西伯利亚大铁路之前对俄决战。日、英、中联军应从新疆、东北、印度三个方向发动攻击。在1896年完成的《清韩旅行复命书》中,他认为人种竞争不可避免,为此应预先规划对中韩两国的政策:(一)吞并两国(独占案)、(二)建立日中韩联邦(联邦案)、(三)建立三国攻守同盟(同盟案)、(四)与列强瓜分两国(分割案)。四案中,第四案最适合日本,因此日本必须占领朝鲜南部与福建,进而应争取占领浙江、江西全部与江苏、安徽、湖北的长江以南部分。在1899年的《关于清国之答解》中,他认定中国无法对抗列强,灭亡只是时间问题。而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几天撰写的《对支那私见》中,他主张为应对人种竞争,日本应参与瓜分中国,但在表面上应采取保全政策。对中国革命,应在表面上支持清政府,背后支持革命派,伺机调停将中国分为南北满汉两国,与两国结成特殊关系,并借机获得满蒙利权。如果中国遭遇瓜分,则应占据要地,并在占领区南北分别成立汉人与满人小朝廷,以收揽人心。总之,在他的外交思想中,以人种竞争为核心的亚细亚主义思想贯彻始终,但对中国的态度逐渐从中日提携、保全中国转变为瓜分中国。这也正是当时日本对华外交思想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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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之后,村田教授发表了点评,认为宇都宫关系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值得进一步开发利用,同时提出诸多改进意见,如指出学界对“黄金十年”概念有分歧、能否认为张之洞是亲日派、需要注意英、俄两国在日本对华外交中的作用等。参加报告会的几位同学也与报告者进行了互动,讨论气氛热烈。

(文責:吉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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