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在《马关条约》中大捞一笔的日本深恐中国再起复仇。同时，以俄国为首的“三国干涉还辽”令日本深受刺激，翌年中俄两国又缔结了假想敌为日本的同盟密约。因此，日本远东外交的当务之急是拉拢中国，离间中俄关系。

在今天看来，日本的外交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不过短短几年，中日关系迅速缓和与升温。1898-1907年间的十年，被美国学者任达称为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同时，在胶州湾、旅大强租事件后，中俄关系也急速疏离。日本不但成功避免了中俄联合制日的局面，还令中国成为共同反俄的准盟友，而其间的外交操作显得举重若轻。可以说，这是日本“软权力”的一次完美体现——所谓软权力，即“通过迂回或笼络的手段使他人产生与你同样的愿望”。

实施这种外交的，不只是外务省，还扩大到其余外政部门（领事）、军方（特别是参谋本部）和民间（东亚同文会为代表）。这种多元性也是当时日本外交的一大特点。其中，军人的动作往往先人一步。1899年来华游历的内藤湖南在游记《燕山楚水》中写道：

像陆军省，派驻清国的武官，往往选人得当，像井户川氏，不过一个陆军大尉，在重庆就能说服四川总督奎俊，使提督丁鸿臣有观光日本之举。如果北京公使馆也有这样的人材，以封疆大吏中的佼佼者著称的陕甘总督陶模近日要来北京奉上谕，可以以此为机，说服他派遣陕甘地方的军官来日本访问。甘肃、新疆有了五千至一万的新式训练兵，那个虎视眈眈的国家就有了后顾之忧。

著名的“日本通”戴季陶也在《日本论》中如此评价：

参谋本部的武官，布遍了各处重要都会。各方面的领袖人物，都和他的驻在武官发生关系。而那些驻在武官也乐于和领袖们发生关系的。无论在怎样困难的地方，他们可以有通信的自由。无论什么地方的变动，他们总得着最快的情报。在中国地方，政治军事最确实而最迅速的，恐怕要算日本的参谋本部了。
从前日本参谋部在中国各地驻在的武官，是非常活动的。民国五年以后，在南京各地的武官更加活动。而外务省所辖的领事官，除了管理侨民之外，对于本地方的政治上，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也不大和军政界的人们来往，所以取得情报的能力，陆海军人较之领事官为大。

如他们两人所言，日本的军人，尤其是参谋本部派驻中国的军官，在对华外交中相当活跃。在甲午战后，正是这样一批人成为了改变中日关系的先锋。其背后的战略制定者，是参谋次长（后升总长）川上操六。遗憾的是，现在难以找到具体描述这一战略的一手史料。不过，在德富苏峰所著川上传记中，对此有一段非常凝练的叙述：

明治二十八年，下关条约缔结之后，大将之慧眼早已看破东亚问题之将来，期以先提携清国以完善对俄作战之准备。而第一着手之处，乃派遣大将之如股肱心腹之俊秀参谋，与如手足耳目之精英武官于南北支那之要地，结要路者之欢心，实践日清提携之策。

这段话概括了参谋本部对华外交的行动模式：派遣中下级军官来华，游说督抚亲日。其后列举了几名参与者：神尾光臣（时为陆军大佐）、青木宣纯（陆军少佐）、宇都宫太郎（陆军大尉）、井户川辰三（陆军大尉）。对历史研究者来说极为幸运的是，其中的宇都宫身后留下了数量庞大的资料。

宇都宫太郎（1861-1922），佐贺藩人，官至陆军大将，与桂太郎、仙波太郎并称“陆军三太郎”。其履历中，有若干值得研究者关注的内容：任参谋本部部员（1896-1901）时，正逢“黄金十年”；任驻伦敦武官（1901-1905）时，经历了英日同盟缔结和日俄战争；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1908-1914）期间，发生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与日本出兵山东；任朝鲜军司令官（1918-1920）期间，发生了朝鲜“三一运动”。他保存的上万件日记、信函、文件、照片等资料于2002年由其遗族交由宇都宫太郎关系资料研究会保管与整理，开始为学界认识与利用。其中，有大量资料与中国有关，大致可以分为六类：甲午战后宇都宫在中国东南活动的报告；甲午战争前后宇都宫撰写的关于日本远东外交构想的意见书；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期间对华情报工作的资料；日本出兵山东后所设“青岛军政署”对山东的调查资料；清末民初日本在南满、东蒙古活动的资料；中国各界人士来函。

在参谋本部的对华外交活动中，宇都宫首先参与的是“张之洞工作”。甲午战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并称清朝最有影响力的地方大员，两人管辖的长江中下游流域也是日本最关注的地区。张之洞原为最坚决的反日派。1898年，日本海军巡洋舰“筑紫”舰长大井上久麿在报告中如此写道：“尊大自重乃清人之常态，据云如张之洞更为其最甚者。彼眼中无欧美，更无论日本。故向来本邦人欲求面谒，不问官民，常藉故谢绝之。”沙市领事永泷久吉也认为，张之洞“向来尽力回避接见本邦官吏”。然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张之洞的对日态度大变，成为公认的亲日派。这完全归功于日方的游说工作。

1897年底至1898年年初，神尾光臣与宇都宫先后前往湖北，游说张之洞亲日。对此，以往研究一般仅依据中方史料，因此颇有不足。宇都宫资料中现存7份关于此次行动的报告草稿，，记录了1898年1月4日至2月11日的活动，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细节。根据这些报告，宇都宫至少3次会见张之洞本人，此外主要与张之洞幕僚钱恂、姚锡光（皆为湖北武备学堂提调）交涉。会谈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一、派遣湖北官员赴日考察，成员包括候补道谭嗣同、湖北武备学堂提调姚锡光、湖北护军统带张彪、湖北武备学堂教习吴殿英、千总黎元洪、翻译瞿世瑛（后于1898年2月成行）；二、派遣湖北、湖南学生各50人赴日留学（后于1899年1月派遣20人）；三、聘请两名日本翻译（后聘请陆军大尉大原武庆、陆军教授木野村政德）；四、逐步以日本教官代替湖北武备学堂的德国教官（自1898年起陆续聘用）；五、派遣候补道郑孝胥作为张之洞的代表赴日（未遂）。

宇都宫以一介大尉身份，与张之洞会商重大问题，其权限究竟有多大？根据张之洞的电奏，宇都宫自称奉川上操六之命，甚至称“奉其内旨”。而在宇都宫的报告中，却有相反的说法。似乎是回应上级的指责，宇都宫声称：“向来若有相信与将来关系稍为重大之事项，必先充分声明此为小官一己之私见，未能代表川上阁下等之高见，而后发言，以免因小官之言动发生事端，决不敢头脑发热，贪一时豪言壮语之快。”由此可见，他对张之洞的表态其实是夸大其辞的，其活动多有越权。不过，其成就却是显著的。

1899年5-6月，宇都宫再度来华，前往福建，会见了闽浙总督许应骙，其资料中有关于此行的5份报告。其背景可能与日本在福建的势力扩张有关：1898年4月令清政府声明福建不割让给他国，1899年4月28日在福州取得专管居留地。与游说张之洞时同样，宇都宫会见许应骙时首先大谈中日联手对抗列强的必要性，然后劝说“与日本有至紧至要关系之福建省应有相当之整备”，其具体内容包括派遣官员赴日考察、派出留日学生、聘用日本武官翻译书籍。结果，许应骙完全接受了这些要求。

事实上，宇都宫此行不只为了游说，还考察了福州的军事要地，策划了一份占领福州的行动方案。这与防卫省资料中现存的1899年撰写的《对于福建省之计划案》、《对福建攻势计划第一草案》两个计划应有关联。

作为一名军人，宇都宫对国际政治有超乎寻常的兴趣，撰写了多份意见书。从中可以窥见其对华外交思想的演变。在1892年撰写的《昔时之梦》中，他如此构想日本的远东战略：鉴于强邻俄国的威胁，日本无法进行“专守防御”，而必须进行“攻势防御”，因此需要与英、中结盟，在俄国完成西伯利亚大铁路之前对俄决战。日、英、中联军应从新疆、东北、印度三个方向发动攻击。在1896年完成的《清韩旅行复命书》中，他认为人种竞争不可避免，为此应预先规划对中韩两国的政策：（一）吞并两国（独占案）、（二）建立日中韩联邦（联邦案）、（三）建立三国攻守同盟（同盟案）、（四）与列强瓜分两国（分割案）。四案中，第四案最适合日本，因此日本必须占领朝鲜南部与福建，进而应争取占领浙江、江西全部与江苏、安徽、湖北的长江以南部分。在1899年的《关于清国之答解》中，他认定中国无法对抗列强，灭亡只是时间问题。而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几天撰写的《对支那私见》中，他主张为应对人种竞争，日本应参与瓜分中国，但在表面上应采取保全政策。对中国革命，应在表面上支持清政府，背后支持革命派，伺机调停将中国分为南北满汉两国，与两国结成特殊关系，并借机获得满蒙利权。如果中国遭遇瓜分，则应占据要地，并在占领区南北分别成立汉人与满人小朝廷，以收揽人心。总之，在他的外交思想中，以人种竞争为核心的亚细亚主义思想贯彻始终，但对中国的态度逐渐从中日提携、保全中国转变为瓜分中国。这也正是当时日本对华外交思想的一个缩影。

报告之后，村田教授发表了点评，认为宇都宫关系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值得进一步开发利用，同时提出诸多改进意见，如指出学界对“黄金十年”概念有分歧、能否认为张之洞是亲日派、需要注意英、俄两国在日本对华外交中的作用等。参加报告会的几位同学也与报告者进行了互动，讨论气氛热烈。

（文責：吉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