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研討會的發表和討論均用中文進行。以下文稿中，志野好伸和林少陽的報告部分爲RA研究員杉谷幸太用日語執筆。其他爲RA研究員那希芳用中文執筆。二人分別將對方執筆部分翻譯爲另一種語言，並統一了全文。因此，您可以看到同樣內容的日語版本的報告。

劉紀蕙的發表題爲《勢與法的政治性悖論：朱利安的問題》。她首先總結了朱利安學說的特點及其矛盾處。朱利安認爲，道家的“勢”以及“虛空”的概念，爲中國獨裁治理提供了邏輯理路，滲透于歷代治理者以及民衆的心態，以共構的方式完成了一套召喚與服從的整全體制。另一方面，朱利安接受了“形勢”所造成的體系，“甚至流露出某種欽羨之意”。

劉紀蕙通過對章太炎思想的探討，進一步闡釋如何看待“勢”與“虛空”問題。章太炎承認各人的“獨一性”（“不齊”），強調“道”要使人“各適其欲”（“不齊而齊”）。章太炎認爲歷史是一個“持續變化的運動狀態”，按照他的觀點，沒有朱利安所謂最初的起點，歷史上的每一個點，都可以稱之爲起點，都蘊含著潛“勢”。章太炎理解的“虛空”，應該是“以百姓心爲心的公器”，同時也是“持續轉寰開合並且虛而待物的“心齋””。劉紀蕙認爲，只有此二者“重疊”才是最理想的狀態。

討論時石井剛提出，章太炎研究中，法與歷史、法與秩序是重要的問題。志野好伸提問，朱利安“勢”的概念是否具有一定的歷史性。杉谷幸太提問，章太炎的“虛空”思想與禅及佛教的關係，林少陽指出，朱利安中西二元對立的分析方法，會導致中國解讀的簡單化，應該追求多元性的解讀。

鈴木將久的發表題爲《民族與啓蒙：在民族形式討論中的胡風》，鈴木首先指出研究的目的是“整理胡風的理論脈絡”，“探討胡風理論在當時語境下包含的意義”。鈴木指出，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後，文藝界對此作出響應，向林冰提出了“民間形式”論，主張“利用舊形式推廣通俗文藝”，強調“大衆的自我調整，自我否定的能力”，他“比較否定五四傳統的態度”等。

胡風則把抗戰時期的文藝運動定位爲“啓蒙運動”。他是在“五四傳統的發展延續中思考民族形式問題”。鈴木指出，胡風主要關注“作家和知識份子的思想問題”。他所說的“啓蒙”指“知識份子通過現實主義的方法進行一定程度上的自我思想改造，由此形成“主觀力量”的進程”。

鈴木再詳細分析後對向胡二人的文藝思想做了對比和總結，向林冰“堅信農村民間社會的自發性能力”，胡風“主張知識份子獲得主觀力量的進程”兩人雖有差異卻面臨共同課題，“如何整合農村的地方文化，以及如何重新調整城市知識份子的位置”。他們還都“特別重視自我調整、自我否定的能力”。

討論時石井剛提出，如何看待胡風的世界革命論與民族主義關係的問題，以及胡風對“民族”這個概念的理解問題。張昭軍指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一提法，應參考毛澤東文獻學進一步探討。此後大家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問題，以及毛澤東的文藝觀與胡風文學論的差異問題等做了進一步探討。

志野好伸的發表題爲“哲學的衰竭——王國維的哲學與國家”，志野通過對王國維發表于1907年的作品《屈原文學之精神》進行深入分析，把握了王國維的思想從個人主義向（儒家的）國家主義轉變的過程。王國維本來將戴震和阮元的主張看作北方實用哲學的流派加以批判，而認爲南方的老莊思想更靠近西方的理論哲學，對其給予了高度評價。王國維還依據康德和叔本華的理論，對儒學和宋學進行了處理，淡化了其倫理的色彩，並致力于構築以“反觀”爲核心的普遍哲學。

然而，“王國維對哲學的關心本來出于解決人生問題的期待”，最終卻不得不“通過哲學進入自己和他人的倫理關係”。他在寫《屈原文學之精神》前講述了自己所愛的“高嚴之倫理學”“偉大之形而上學”“純粹之美學”與自己所信的“快樂論”“實證論”“經驗論”之間的分裂。最後他說自己“疲于哲學”了。他因而不得不對北方的孔子墨子傳統作了重新評價。由于對哲學的疲憊，王國維最終放棄了哲學，沈潛于考古學的世界中。

林少陽的發表題爲《章太炎與明治日本的亞洲主義——與岡倉天心、日英同盟及印度的關聯》。爲了對亞洲主義進行批判性的再研究，林少陽首先提出“作爲方法的印度”這一觀點。即，對于日本來說，日本與印度的宗主國英國之間的同盟關係，成了日本重新審視自身亞洲主義時的一面批判的鏡子。而對于在佛教哲學的基礎上提出革命理論的章太炎來說，佛教的發祥地印度，就像中國之于竹內好一樣，都被脫離現實地理想化了。因此，印度成爲章太炎對亞洲主義人種思想進行反思的一面鏡子，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一看法是林少陽的發表的一個關鍵內容。

關于志野好伸和林少陽的發表，討論很是熱烈。如章太炎和王國維對于戴震評價的差異問題，以及二人歷史觀的差異：王國維的“實證主義”和章太炎的“文本主義”——這一差異正是理解二者哲學的關鍵所在。此外，在章太炎的革命思想裏面，“民族”比“人種”更爲重要，這一點也不容忽視。在關于印度的問題上，章太炎的想法與毛澤東的第三世界論和人民概念是有聯系的。那麽毛（他對章太炎評價甚高）和章太炎的亞洲主義具有哪些差異呢？這也是個重要的問題。以下看法也很新穎：中國的印度觀——包括梁漱溟的印度觀，乃至共産黨的印度觀在內——是否一貫存在著對印度的傲慢呢？對此問題應該進行批判式的再研究。

石井剛的發表題爲《內村鑑三的信仰與國家》。他先總結了丸山真男、竹內好、伊藤虎丸等對近代化過程中主體形成問題的研究，並提出問題：“爲什麽其主體性一旦以nation 之名得到正當化，立刻就變爲對內歧視、對外排斥的壓抑機制？”

石井以內村鑑三爲例展開探討，指出：內村思想中“信仰基督教和對日本的愛國心理互爲表裏”。他“對滿洲或朝鮮的民族主體性嚴重缺乏想象力”。內村對于“忠孝道德”的批判本應是“內在層面的“掙扎””，而他卻是將其視爲“中國式道德”加以批判的。于是“內在道德信仰的改造”轉化爲“對外部勢力的抵抗”。內村的主體形成便出現了一個“脫掉“中國”印記”的過程。內村在“抵抗現實nation”的同時，又“要證明日本在東方世界中獨一無二的優越性”，導致他沒有擺脫“犧牲的邏輯”。于是國內的非戰論者和朝鮮人、中國人“都爲他的“日本”被供以“犧牲”了。”

討論時林少陽認爲，應該進一步分析內村所批判的儒教具體指什麽。杉谷幸太指出，以“個”爲中心的西方思想也要面對“犧牲”的問題。鈴木將久提出應關注內村的“恥辱”觀，以便和魯迅等作對比。劉紀蕙提出要進一步思考nation和民族二者的關係，以及超越國家的可能性。

在最後的圓桌討論階段，與會者首先就民族國家、主權等話題展開了討論。石井剛提出，章太炎在武昌起義後思想發生轉變，同意“虛君共和”。對此應如何看。另外，關于中華民族主權聯合體的問題，孫文提出過“五族共和”，但也提過“驅除鞑虜”。近代中國的民族和國家的關係問題很複雜。林少陽提出，章太炎的“革命之道德”論值得重視，他信奉佛教所說的衆生平等，而革命具有暴力性。二者是否矛盾，章太炎的革命觀值得進一步研究。劉紀蕙進一步補充說，章太炎具有“亞洲聯合”的思想，他強調“兄弟愛”，應該重視他的這一想法，對他的主權概念重新探討。

“犧牲”的問題是討論的又一個熱點。劉紀蕙指出，“犧牲”會帶來“參與”、“同爲一體”的感情，原是宗教性質的問題。宗教的權威可賦予人主權。而法律爲了確定秩序，是要排除異質的，這正體現了現代國家的某些問題。鈴木將久說，毛澤東提出的人民革命，也因爲他感覺人民的發言權受到了壓抑。這也是對以往國家機制的一種挑戰。志野好伸指出，“犧牲”是一種共同的信仰，應與共同體論關聯起來考察。石井剛補充說，可進一步關注“生生主義”與國家這個課題，從完全不同的角度探討“犧牲”問題。

（報告執筆人：那希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