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来的书〉到〈书的缺席〉》这一副标题告诉我们，报告的主旨在于，布朗肖从发表评论《应来的书》的1958年到发表《书的缺席》的1969年约10年间进行的政治抗议运动（从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到68年5月革命）的特殊样态。结论是，这种特殊样态在“无名性”、“片断性”、“共同性”这三大特征上，与布朗肖经历政治活动后写作的《无尽的对话》（1969）的开篇《笔记》和篇末《书的缺席》中对“书”的批判，直到其后出版断章集时始终延续着的脉络是相呼应的。因而在布朗肖那里，政治抗议与对书写的“形”的探究并无二致。
不过，报告并没有直接进入这一主题。考虑到很多听讲者对布朗肖不太熟悉，西山雄二首先以《文学空间》（1955）为主要参照系，简要介绍了布朗肖的文学论。其要点如下：1）作家与作品的分离，2）作为“缺席的在场”的文学语言（对黑格尔），3）“死”中“我”的不可能性（对海德格尔），4）作为这种不可能性出现的空间（死的空间）的“文学空间”，5）对“中性物”的视线（对海德格尔、列维纳斯），6）20世纪文学家布朗肖的特殊性——不拘泥于狭义文学论的范围、抽象性与具体性并存。在我看来，上述概括中西山雄二的独到之处是第4条，在“文学空间”中看到了与“非人称性”、“无限性”相并列的“可塑性”这一特征。与前两词不同，“可塑性”不是布朗肖的用语，而来自西山雄二翻译的Catherine Malabou的黑格尔论《黑格尔的未来》（未来社，2005年）。但导入“可塑性”概念却为本论部分中讨论政治介入的“形”的问题埋下了伏线。
接着本论部分探讨了布朗肖的政治介入，具体分三点，即1960年的《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不服从命令的宣言》（简称《121人宣言》）、从1960年至1964年制订出的《国际杂志》计划、1968年5月革命中在学生作家行动委员会里的活动。例如《121人宣言》以“无名的共同性”为目标，《国际杂志》选择断章的形式，学生作家行动委员会实行了完全的共同写作。这样，上述的三大特征即“书写的无名性”、“文本的片断性”以及由这两点编织出来的“共同性”就浮现出来。

报告后，研究布朗肖的乡原佳以提出以下三点：1）布朗肖对同时代的意识和对历史的意识都是敏锐的。“书”与“片断”的问题设定本身已经明显透露出18世纪末的德国浪漫主义和19世纪末的马拉美的气息，背负着“作为世界整体的书”这一古代以来的观念而走向断章（原本《应来的书》与《书的缺席》并不矛盾）。2）在此意义上，西山雄二总结文学论时提出的“书”与“作品”的对比有些单纯化。布朗肖并非仅否定“书”，连“作品”也是否定的，他主张“无为＝解消作品”。3）关于布朗肖的语言观的引用部分也略显偏颇，揭示了把语言作为无主体的纯粹意识来把握的语言观，但布朗肖勿宁说始终正是在不纯处看透语言之本质的。

西山雄二做了回答。关于2），他认为“无为”等同于“作品”，关于3），他认为布朗肖是定位于语言与死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二重性上的，所以没有异议。

日本接受布朗肖的第二代论客小林教授不同意把“无为”作为“作品的否定”来把握的思考方式，认为布朗肖不是在写作品论，而只是讨论了作家仿佛是被什么引诱着而写的那种经验，对布朗肖而言，在68年5月，书写的孤独经验成为无名大众的共同性而在场。
其他听讲者也提出不少饶有兴味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西山雄二的著作《作为抗议的文学》，“作为”一词是否把布朗肖回避本质规定的文学探讨封闭起来了呢？这个问题把超越形式维度的问题摆到大家面前。
1960年代的一段时期，布朗肖的文学理论超越了狭义的文学而走上街头，无名的共同性现实化了。这样说也许没错吧？但是，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文学中，“政治性的东西”是什么？留下的课题是，如何在文学与介入政治之间发现非“类推”的理论关系性。（乡原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