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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CP启动研讨会《探讨共生的基础》

24 October, 2007 NOBUHARA Yukihiro, NAKAJIMA Takahiro, KOBAYASHI Yasuo, ICHINOKAWA Yasutaka, HAYAO Takanori, NISHIYAMA Yuji, UTCP

今年秋天开始展开工作的全球COE“求索共生的国际哲学教育研究中心(UTCP)”的启动研讨会于10月21日(日)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举行。

首先由UTCP据点负责人小林康夫致开幕辞。

——5年前的第一期COE的启动研讨会从海外邀请了多位著名学者,相比之下,此次研讨会的规模非常小。但我们希望今后的活动朝着更加有机的、有向心力的方向发展,此次研讨会正是这种意志的体现。UTCP要提供这样一个场所:成员们超越已经逐渐失效的“学科”这一框架,作为个体切近时代与问题,就事件本身展开自由的思考和讨论。那么首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场所的名字中包含的“共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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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发表者西山雄二考察了“共生”概念的历史及其意义的扩展。首先,最为基本的是“symbiosis ”这一生物学的共生概念,而该概念本身的意义也有一个扩张、深化的过程,从狭义的互利共生发展到构成包括捕食关系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的生物间相互的关联。共生的第二个要素是社会性的“conviviality”,意指持有不同生活样式、信仰、传统的人在同一社会、经济结构中共同生活的样态,不过多以民族国家和资本关系这一既有的框架为前提。对此,哲学性、伦理性的思考提出了“co-existence”这一涵括性的概念。因此当务之急就不仅是目的论式地以共生为理想,而是要探究共生禁止了什么,避免“共死”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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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发表进入到共生问题被质询的“现场”。山本久美子介绍了伊朗映像作家基阿鲁斯达米(A.Kiarostami)的近作,提出了“有信仰的世界与无信仰的世界的共生”这一重要问题。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根基是早期领导者们的殉教,尤其是第三代伊玛目侯赛因的殉教通过名为“Ta’ziya”的戏剧而牢牢抓住了一般信徒的心。基阿鲁斯达米在与伊朗关系非常紧张的西欧,制作了一部同时放映Ta’ziya和观看Ta’ziya的伊朗人的脸的installation。该作品让看者与被看者复杂交错,搅乱了看的模式,把一种不安的、但抑或也许是希望的事态推到我们面前,那就是,“共生”在意义和理解之前或者说之彼岸,已经在知觉和事实的维度恒常地产生了。

信原幸弘提出的问题是,如何与近年来急速发展的脑·神经科学、特别是观察、操作脑机能的技术“共生”的问题,这也是中期教育计划之一“脑科学与伦理学”要探讨的问题。此问题的特点在于,不是探究“怎样才能把伦理带入技术之中”,而是追问“伦理之物质的、现实的基础何在”,后者才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同时,此问题也使各个学术领域的共生和竞争这一现实课题不期然地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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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岛隆博从2007年在中国召开的世界儒学会议与1935年在日本召开的儒学会议(儒道大会)“抬高‘和’”的事态中察觉到某种征兆,指出其中“义”的缺席。今年召开的儒学会议强调了仁、和、礼、信的传统概念,其中“和”的概念取代“义”而被推出来。这可以看作是1935年在日本召开的儒学会议的没有预谋的重演。后者讴歌的恰恰是“民族和谐”和“人类和平”。从这种重演中我们应该看到,这两次会议中“和”的理念背后是包含国家在内的文化共同体,个体将被其吸收。正因为此,任何时候都应该关注“和”或者“共生”是何时何地被何人叙述的。以国家或特定的共同体为潜在前提的“和”必然欠缺“义”。我们应该模索的“共生”,不能等同于这样的“和”。

早尾贵纪指出了历史家艾兰·佩普(Ilan Pappe)实证过的以色列建国之际屠杀巴勒斯坦人这一所谓起源的暴力仍在不断出现,以及以色列面对的问题其实离日本并不遥远。很难把巴勒斯坦问题视为“民族问题”,因为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比如“反犹太主义=反闪族主义Anti-Semitism”中的“闪族”不仅包括犹太人,也包括阿拉伯人。把两者当作不同“民族”,实际上是一种“血的思想”,催生出“绝对不同的犹太人”这一国家所企望的理想形态。直到现在,这一“犹太人”的生产仍然通过“返归法”而实行。这正是在起源处的排除的暴力之现前。日本的入管法也同样是根据“血的思想”来区分国民和外国人。在日本谈起“共生”其实很多是以露骨的差别为前提的。所以,不考察“共生”的实际内容,是不能谈“共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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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野川容孝重点就自己的专业分三点谈了“共生”。1)日德医学交流史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在知识力量的绝对不对称性上形成的学问之历史性。这种学术史研究将给我们以重要的启迪,即“共生”本来必须在种种力量的不均衡中加以考虑。2)以物理性残疾为理由,剥夺了当事人的种种可能性的社会结构,是“残疾学Disability Studies”要探讨的问题。残疾学把残疾理解为积极的个性,意图拆除社会与残疾人之间的壁垒。这种努力包含着从极具体的场景去思考“共生”的可能性。3)本来“共生”也包括政治斗争。从共生的角度来看,甘地的非暴力概念是极其有效的。因为非暴力斗争确实谁都可以参加。探讨作为实现正义之手段的非暴力的可能性,是思考“共生”时必不可少的工作。

各位发表者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共生”,使这一概念的几个问题点显豁出来。对于“共生”而言,不可或缺的不仅仅是“(正)义”和“斗争”。如果不进一步重新思考这些概念的应有状态,那么“共生”很容易堕落成一个空洞的美好标语。但是“共生”一词还不能放弃,因此需要不断思考,赋予“共生”概念以实际内容。这就是据点负责人小林总结时所说的“UTCP组织非暴力的斗争”这句话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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